我国《立法法》8条第5项也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

例如，庞德根据不同学派对于五个相同问题的不同回答，将西方十九世纪的主要法学派分为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哲理法学派，对于这五个相同问题的不同回答，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不同法学流派各自的基本法理和一般法理，这些基本法理与一般法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甚至逻辑推演关系，最终都以各自法学流派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哲学观点作为前提和预设，并且能够从中推演出相应的属于特定法律部门和法律制度的具体法理。[75]耶林所谓法学就是在法律事物中的科学意识。

同样，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自然法，则是预先假定了对于自然法的研究无需涉及对实证法的研究。[49]再如，魏德士认为，法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和任务包括：什么是法、法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法在起作用、法为什么有效、法与正义之间是何关系、法如何适用和发展、法（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等这些主要问题，法哲学强调的是对法的理性地再反思，涉及的是法应当如何的问题。古希腊尤其是苏格拉底之前的西方并非不存在对于世界的哲思追问，巴门尼德对于存在的提问已经表征了西方人对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形而上学式思考。并且往往认为，从历史发展、哲学进步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史的这种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向暗含了一个认识，即现代哲学对于方法论的探究乃是更为重要、根本的哲学工作和更为成熟、伟大的哲学成就。同时，这种界定本身也是一种限定，因为一切规定本身既是界定，也是限定，因而一定意义上还是否定。

这种法学具体科目的限度意识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画地为牢、各自为营的领地、界线意识，而是一种各有所长、术业专攻的专业意识，也更应是一种各有所短的界限意识。中国哲学也是经由概念/范畴予以展开，参见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华书局2017年版。案件的执行不仅仅具有实现正义的司法意涵，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

不仅仅是国家法律与群众生活相脱离，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与基层群众的组织关系也面临着断裂。由此，群众逐步自觉地成为守法的公民，继而形成统一的公民，成为人民。例如一些司法案件在执行中面临的道德困境常常转变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体制改革问题。在审判案结之后才能做到事了的关键是执行环节法官与每个具体群众的互动。

这种阻隔并非只是由司法与行政机构的分离改革导致的，而是由司法内部的职能分立导致的。最终，老冯以调解的方式平息了纠纷，以法官的身份代替张龙家的长者将赔偿的猪牵至李二家。

[3]法律要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有效执行，不能只是依赖自身的法律机构，而需要动用不受法律支配的其他资源。尽管立法过程通过利益代表机制而吸纳了部分民众意见，但是，法治实施等更多的复杂环节在于执法与司法。法律并不总是有效的，因为法律存在于具体真实的社会之中。在阿洛、妻子这些城里人看来，国家、法律的前提正是保护他们这些个体身上的欲望——我只晓得我们是合法的夫妻，我们没有半点错。

鸡头寨的突发案件就在于张龙家放养的猪拱了李二家的罐罐。伦理问题一方面不断转变为体制改革问题。基层法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 老冯的法治群众路线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职业伦理及政治伦理——为人民服务，这同样支撑着杨阿姨和跌落深山的法官同事长腿。鸡头寨是进入这片大山的第一座村寨。

但鸡尾寨的彝族社会中，两种规矩甚至演变为一场承认政治，随时陷入互不交往的敌我状态。伦理秩序是法律权威的前提。

在现代化急速转型的背景下，法治恰恰应秉持一定的保守主义气质，学会自我克制，明白法律的界限，而非浪漫地将道德、政治等问题全部囊括其中。换言之，当老冯以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伦理塑造基层社会共识的同时，群众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逐步丧失了政治所需要的、达成同意的德性。

有时，法律的实施只是片段而已，尽管是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片段。这种敌视的政治文化常常割裂如鸡尾寨的彝族人与法院人的联系。妯娌案、借贷案、离婚案所共同组成的计划内案件之所以难办，不在于审判上的法律知识疑难，而在于法律的执行与实施。审判有时高高在上，而执行必须深入群众。换言之，派出法庭的真正任务是巡回执行，解决执行难问题。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到2004年，城区派出法庭全部撤回，全国派出法庭撤并近半数。

摩梭人不仅在社会生活上保持着母系特征，在政治秩序上也依循女性家长所组成的宗族统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司法改革与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法治的实践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逐步发生了断裂。

来源：《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基于案结事了司法治理策略，派出法庭从来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仅在各管辖地域循环审判，而是以审执合一方式扎根基层。

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正是立法与社会的信息沟通机制，有效的信息流通是保障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合一的前提条件。按照计划，老冯在此处是来处理熟人借贷案。

这里，除了老冯为人所熟知的国家法官之外，还有一些喇嘛教的宗教信仰和罐罐山的传统习俗。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鸡头寨的罐罐代表的祖先生活、长者阿妈的宗族生活、彝族人的传统生活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的具体生活场景。基层法院也基本完成了审判与执行由不同法官履行的改革目标。

首先，法官职业化的推进一方面塑造了司法知识的专业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冲突。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5页。

《马背上的法庭》中各类案件的实质正是执行问题。[1] 其次，新一轮司法改革强调法院的独立性，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统一管理，逐步与行政机关脱离。

文章进而指出，群众路线与精英法治观两种法治理念的根本冲突是后者以知识与欲望来否定前者所尊重与理解的真实社会礼俗，丧失了基层法治建设所需要的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从而揭示了当前中国基层法治建设偏离群众路线的现象。罐罐所代表的宗族传统成为了鸡头寨的重要秩序。

影片的结尾停止于彝族人的鸡尾寨。这不过是另一种欲望而已。此外，自由主义的启蒙与个体自由的释放同样深刻地改造了伦理秩序。正如前文所述，法律的执行才是国家法与具体的群众生活之间的互动环节。

其根源在于去政治化的官僚体制的建立。导演在每个寨子中安排了两个案件 (见表)。

近几年来，特别是面对基层个案的司法裁量，司法判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脱离与此不无相关。突发的失窃案将国家法律拉入宗族秩序面前。

结果，彝族人不打官司了，再也不打官司了……他们不承认法院了，不承认这个国徽了。传统的走婚、占卜习俗仍然得以保留与实践。